八、程明道：主客观面合一 程明道不讲太极，也不讲太虚、太和，他只根据唯天之命，于穆不已讲道体，道体就是天命之于穆不已。

所以，先得有分解的讲法，才能进一步讲圆融，那个圆融才能清楚，不然就是大胡涂。这里所谓形式的空洞的，就是理上应当这样了解。

孟子言性，一开始虽然是就人讲，但就人而言，这个性也不就是相等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型。绝对的普遍性就不是类概念，不是知识的概念。但是，朱子不喜欢程明道，只是不好意思批评他，因为他地位太显赫，朱夫子对程明道很客气，这是为贤者讳。Feeling可高可低，不一定属形而下。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称之为辩证的综和，辩证的综和跟分解中的分析综和不一样。

要写哲学史，就要牵涉更多人物。孟子言心就是性，从心了解性，从性那个地方说理。朱子理解的实体性理只存有而不活动，工夫是顺取的路。

假定朱子的太极是定义中的理，那么，你把太极这个理放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，在对人下定义的时候，这个太极之理能够用得上用不上？人是理性的动物，纲跟差合起来的这个理，就是用来界定人。照明道，于穆不已就是天理。因为孟子了解性，是从生之谓性进一步，升至理性生命，从理性生命说性。张横渠也喜欢从太虚了解道体，太虚不是个综摄词。

分析朱夫子就是小地主封建思想，对朱子的一套学问完全不了解。‘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诚斯立焉。

假定它是个实现之理，它使万物成其为万物，就是对存在有责任，就是要涉及存在，也就是乾坤万有之基。主观面跟客观面统一，就是说，主观面的心性跟客观面的道体同一化。朱子曰：太极涵万理，其实义是一理有万相，月印万川。王阳明扭转朱子的系统，通过大学反驳朱子。

北宋三家及胡五峰、刘蕺山一系。这是儒家讲创造的意思。佛教讲湼盘、法身、般苦。没有肯定的一面哪里能开文明、开文化呢？肯定的(positive)一面，中国老说法就是天理。

每个人的思想我用几句话概括出来。这是圆顿之教，一个路头，没有彼此之别。

那么，假如我们把孟子所言性看作存有意义的概念，尽管孟子所言性是就着人讲的，把人的特点显出来，但孟子讲这话并不是为的给人下定义。在西方，本质道德是个大传统，到康德才转过来，转过来的结果是中国的路。

不亨通，生命内部就干涩。所以，他讲工夫不根据《论》《孟》讲，他绕圈子，绕出去根据《书经·洪范》讲。中国人体会的道体是活动的，光从易传的乾元讲，尽管它也是创生性的实体，不过，还是一个形式概念。朱夫子干脆说太极就是理。甚么叫道体，他也可以分别地分解地给你讲出来。所以,念头是我们用功所在地，念头是被对治的东西，属形而下，既然是被对治的，就要肯定一个能对治它的超越的东西，一般地讲，这个东西就是理性。

这个说法是劳思光的一贯论点，也就是心性论只涉及应当，不涉及存在。理学家在这样一个阴柔的政治背景时代气味之下，就是要提起阳刚之气，这个阳刚之气不是从英雄的事功业绩讲，是从个人的道德人格讲，从内圣之学讲。

中国的文化、文明文物、典章制度发展到唐朝最髙，大唐盛世，文物典章制度灿烂，理性的智慧表现在佛教，不表现在道德理性方面。理性生命就不容易成一个现象的描写的对象。

朱夫子说一切东西都有一理，这不是成了一个泛存有论的概念了吗？如此一来，道德意义就减杀了，形而上学的意味很重。这个意义的思，孟子也提到，就是孟子所言思诚，这种意义的思，不是逻辑意义的思。

下次，我正式给你们解释、说明宋明六百年儒家学问理的辗转引申，把六百年儒学的纲领脉络告诉你们。所以，讲工夫也是两条路。道体跟性体是不是一？或是永远分开呢？这也是在发展中逐步解答的。本心知是知非，这个知就是本心的主观性。

恻隐固然是心，但不只是心，且也给你的行为指定一个方向，这个就是理。陆、王系统也没有成性这个观念，因为在陆、王来说，心就是性，用不着成性这个观念。

张横渠讲工夫就是从兼体无累往里入。孟子没有这些考虑，直接的就说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。

客观方面讲天道、道体，从主观方面过渡到客观方面，两方面通而为一，这就是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易传的话，程明道并不反对，初步的分解地讲当该如此。

往后是张横渠，他也是客观面显明，而主观面不显，主观面被客观面的烟幕遮蔽了。宋、明儒开始讲学问不从《论》《孟》入手，而以《中庸》《易传》为主，从客观面入手。一方面有道德的庄严，另方面也要有道德意识。了解文化要从创造灵魂理解，落到现实从风俗习惯看，都有毛病。

理型只是一个理，只是一个形式(form)，形式不活动，不活动就没有创生性。通过诚，心可以带上去，从心理解道体的活动性，这个活动性不是心理学的活动性，是道德的诚心的活动性。

《中庸》《易传》直接提出天道、道体，要了解《中庸》、《易传》所提出的客观面的天道，一定要对主观面的心性把握得很清楚。另一方面，张横渠的文章不大通顺，因为他是用强探力索的，他的一套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有他使用的名词，就像障眼法，把人的头脑蒙蔽住了。

当时，他的学生黄勉斋就提出疑问。实现之理备于我，就是担负存在。